编者按:4月24日是中国航天日,在这个纪念中国航天事业领域成就和精神的节日里,我们节选了张劲夫同志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中国科学院与人造卫星”部分,重温“东方红一号”研制升空历史,以此铭记历史并向中国航天人致敬。
中国科学院与人造卫星
搞卫星赵九章最积极
中国要搞人造卫星,是科学院首先提出来的。1958年就有科学家提出:“上天、入地、下海”。入地就是要向地球的深层次挖掘,开发新的资源。下海就是利用海洋资源,以及用科学方法加强我国海防。汪德昭是声纳发明者法国郎之万的学生,就对加强海防提出了建议。他在核爆炸次声测试方面也有贡献。那个时候我们的声学研究由电子所马大猷先生带领的声学室在搞。电子所所长顾德欢原来是浙江省副省长,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要求到科学院来。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走在了美国之前。美国人把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天,宣布为国耻日。我们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比较积极,其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先生,他对科学院提出第一个卫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央政治局拨巨款支持
1958年,我国科学家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把科学家这个意见反映到在武昌召开的党中央全会,我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科学院也不能一家独办,我们组织各方面协作,把有关单位组织起来。当时为了搞卫星,又成立了“581组”和三个设计院。这个地方是12年科学规划提出“四项紧急措施”时,周总理特批给我们的,后来力学所大楼和其他研究所大楼建成了,那个房子就空出来了。我们又在那里成立了581设计院。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基地,造成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地面模拟设备里边试验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在北京北郊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实验。再加上卫星本身,搞什么仪器等。我记得第一个方案,计划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发射。
三年经济困难发射计划延期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对我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后来,推迟到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以前管“两弹”的中央专委,后来让我参加中央专委的工作,负责卫星的研制,把人造卫星搞成。第一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卫星在天空转的时候能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后又制定新的卫星计划:搞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任务由科学院承担,卫星本身主要是科学院研制的。科学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设备。比如,地面模拟真空实验设备,要有关部门帮助做出来,我们在地面上才能试验,而且在真空条件下试验。我们科学院在北京建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而当时我们科学院的外汇有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仪厂。他们能做好多东西。我们研制卫星,不断有进展,地面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了。特别是三年困难过后,我们自动化所、电子所,搞卫星控制,能连续通讯,这些工作都有重大进展。可是,正当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基本完成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交给国防部门了,具体交给了七机部,就是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实际上是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要把这个历史说清楚,这是科学院那么多人的心血凝成的,特别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很多技术工人,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能埋没!
三年经济困难过后,正是在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进展,有了突破,基本成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陈伯达伙同“四人帮”夺了我的权。在那场内乱中,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和机构并入了国防部门。中国科技大学搬到合肥去,原来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结果大学搬走,不好“结合”了。一些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如赵九章先生,力学所的高级研究员林鸿荪,院政策局局长汪志华等,都受到残酷迫害。十分令人痛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科学院的贡献会更大,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会更快、更好。
应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批我印象很深的科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有的还是很重要的贡献。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物理学家彭桓武、朱洪元,科学院的数学家关肇直和冯康,红外物理专家汤定元、匡定波,王大珩的大弟子、光学专家唐九华,上海有机所的黄维垣,我国计算技术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所的王正,钱学森的大弟子、力学所的郑哲敏,卫星总体组负责人、地球物理所的钱骥,电子所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到国防科委当了科技部副主任的陈芳允,力学所的闵桂荣,后来当了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工程力学所的刘恢先、长沙矿冶所的周行建、高能所的陆祖荫,自动化所的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等。
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能够在这里提到的人必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我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
请历史记住他们!
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