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 谏：山东高密人，现居青岛。作家。曾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出版图书《门第》《家有遗产》等三十多部。曾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和舞台剧。
我认识“大 佬许”的时候，他三十岁上下，喜欢跟我们这些虾兵蟹将打成一片，自称老许。 我们虽觉得他的杂志不正规，可再不正规他也是主编不是？ 我们就在“老许”前加了个“大”字，把“老”改成“佬”。 他很喜欢这个名号，觉得江湖气十足，透着霸气，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大佬许”。
大佬许的瘦长脸上布满和青春痘鏖战留下的痘坑，层层叠叠，好像堆了几层麻子； 两道浓郁的剑眉，斜插向眉心，眼睛小而亮，看人时睥睨而又傲慢，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小儿科。 我想，江湖大佬应是大佬许的理想人设，但他又绷不住，一高兴起来，笑得像分到了糖果的幼儿园小朋友。
大佬许是某著名高校的地质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一家科研单位，由于沉浸式地热爱文学，算是不务正业，前途渺茫，索性不再把有限的生命虚掷在文学之外。 二〇〇〇年，期刊盛行，他从单位辞职，掏出父母给他积攒多年的“老婆本”，从外地租借刊号，誓要办一本盖过国内一流大刊的杂志，再设一个有含金量的文学奖，激励像他一样被埋没在人间的青年才俊。
我第一天去杂志社上班时，发现办公桌上既没有电脑也没有办公用品，更没有堆积如山的稿子。 我很纳闷，然后得知，我被大佬许如获至宝地招进来，完全是因为杂志社太穷，发不起稿费。 但凡能达到发表水平的稿子，人家不会投给我们，给我们投稿的，都是没搞好文学却被文学搞疯了的主儿。 杂志以内容为王，没好稿子怎么办？ 大佬许让责编们从其他报刊上摘！ 不知会作者，也不给稿费，难免被作者发现，打电话讨要稿费的有之，痛斥大佬许是强盗的有之，还有给新闻出版局打举报电话的，把大佬许折腾得像只时刻捍卫小鸡崽的愤怒的母鸡。 有人建议翻写报刊上的好文章，这样既不算盗用也不算抄袭，还不用付稿费。 大佬许勃然大怒，说翻写比抄袭还可恶，抄袭了至少还敢担小偷的罪名，翻写别人的文章，那就是偷了别人的东西，却连承担小偷这个罪名的勇气都没有，既恶劣又虚伪！
因为这个事，我觉得大佬许是个有底线的人，可共事，可交。 况且我又没其他地方去，就留下了。
平时，办公室就我和小梅两人。 小梅是陕西米脂人，初中毕业投奔青岛的亲戚，一边打工一边学平面设计，学成后应聘到大佬许这里做排版，兼接电话。 我的同事们上班点个卯，就散进城市的大街小巷扫楼拉广告。 我不拉广告，主要任务是根据各版面的不同功能写文章。 ——是的，我们不需要外来投稿了，我的加盟让大佬许实现了自写自编自发“一条龙”。
大佬许比任何人都辛苦，白天扫街拉广告，晚上加班加点写稿子。 因为他热爱文学啊，又自恋，新杂志一到手，就暗戳戳地引诱我们表扬他写得好。 只要能按时发薪，我们愿意把世上能找到的高帽全送给他。 每当听到我们的夸奖，大佬许脸上的痘坑就格外亮，好像已走在践行伟大理想的路上。 也有人说，与其说大佬许办杂志是情怀使然，不如说是为了实现他的无障碍发稿梦。
每天下午四点，同事们陆续回来，像刚刚跑完马拉松似的疲惫不堪，争先恐后抢到饮水机跟前喝水。 大佬许进门后，把黑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往桌上一蹾，骗腿坐上桌子一角，拉长腔调问大家今天收成怎么样，活像座山雕询问麾下土匪下山打劫了些啥。 大家七嘴八舌地抱怨广告不好拉，有同事痛陈某商家太鸡贼，做的广告版面比印章大不了多少，竟然还砍价！ 口气充满鄙夷和不耐烦，一副懒得继续伺候的样子。 大佬许马上像勤俭的持家主妇似的，说： “别呀，苍蝇也是肉。 ”
每当大佬许谆谆教导完“苍蝇也是肉”，就会器宇轩昂地说今天见了某老总，大单啊，一签就是一年。 然后，君王似的巡视着每一张脸，仿佛在说，你们啊，就等着被幸福砸晕头吧！ 他的话一开始我们是信的，但久不见大单签下来，就知道他是吹牛。 当然，他吹牛不是炫耀自己，是为了鼓舞士气。 由此可见，大佬许并不适合搞文学，因为文学即人学，得懂得最基本的人性，谎言一时绚烂，可一旦被识破，是会体无完肤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除了给版面配文字，稍有空闲还要发动亲朋好友伪装成消费者，给做广告的商家拨打电话，营造虚假广告效果。 这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道德，内心煎熬，像是在遭受酷刑，于是我决定找到合适时机就跳槽。
热爱文学的人敏感，大佬许也不例外。 他感觉到了人心浮动，看我的眼神时而是很具道德感的谴责，时而是“无脚螃蟹”一样的幽怨，更多时候是滔滔不绝地给我们描绘“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前景，说早晚有一天，我们的杂志会在全国三千多本期刊中屹立不倒，成为闪闪发光的丰碑，商家得拎着现金排队求我们才能做上广告，他们买地皮建别墅，给我们这些元老一人一栋，闲来没事大家就凑到一起喝茶聊天打牌撸串，想一想都美得冒油。
我们知道这一天不会来，就像他叫嚣中的大单从没签下过一样。
做一本牛哄哄的杂志是大佬许的情怀，我们这些配不上谈情怀的小蝼蚁，首要追求的目标是生存。 文学和叛逆一样，是青春的专利，每个人都曾企图特立独行，摔过几跤，就会自动纠错，归于大众的庸常。 我们是这庸常中再普通不过的一部分，深知“墙上画饼”不能充饥，所以，除了无限崇拜大佬许的小梅，我们都在寻找离开的机会。
杂志社磕磕绊绊地挣扎到次年夏天，大佬许突然不出去跑广告了。 他抱着电话打来打去，神情焦虑，语气恳切，像抱着一堆弓却找不到箭且没想出草船借箭妙计的诸葛亮。
一周后，办公室的门打不开了，我们去找物业，物业说大佬许欠下半年房租没交，人也联系不上，跟我们要他的家庭地址。
我们哪里知道？
杂志黄了，大家并没有群情激愤，不过是预料中的事情终于来了而已。 有人说，大佬许还欠我们一个月工资，也没人要去追讨，七嘴八舌了一会儿大家就散了，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要聚一次，可见，在大佬许麾下战斗过的我们很有黏结力，那段日子虽苦，但很快乐。 感慨往昔时难免说到大佬许，有人说，他把杂志办黄后，回大学读博士去了。
后来，报社的朋友和我聊天时说，他们广告部有个人曾在我工作过的杂志社做排版。 我问是不是叫小梅，朋友说是，小梅很能干，但性格僻静，和谁都不交心，办婚礼竟连一个同事都不请。 莫名其妙的，我想到了大佬许，就问朋友见没见过小梅的丈夫。 朋友说见过，小梅生孩子的第二天，她丈夫代小梅到办公室给同事们派发过红喜蛋。 我问朋友他的样子，朋友描述： 瘦长脸，浓眉小眼，一脸痘坑，匪气和书生气并存。
我轻轻笑了一下。 朋友问我是不是认识他。 我说认识。 朋友说他可真有福，小梅能干，一年能拿十几万广告提成。 我竟默默为大佬许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轻松追求他的文学梦了。
又过了一年，大佬许通过当年的一位同事组织大家吃饭。 六年没见，他还是老样子，两鬓的头发推得短短的，头顶头发略长并倔强地竖立着，像不服输的公鸡。 他在酒楼包间和我们谈笑风生，我们问他是不是娶了小梅，他脸色一变，发现起头儿的是个俏丽佳人，便没有发作，只是吭吭哧哧地坚决否认，飞快转移话题，说当年办杂志欠下一屁股债，去北京读博士完全是逃避现实。 我们问他现在在哪里高就，他姿态谦虚，说高就什么，混着而已。 说着，掏出一摞写着我们名字的信封，逐一分发，说是补发当年欠我们的工资。 我们不收。 大佬许急了，说我们这是不想让他在社会上抬头做人！ 话说到这份上，我们只好收下，纷纷敬大佬许酒，说像他这么讲道义的人不多了。 大佬许很受用，几杯下去就“高”了，开始给我们谈哲学、讲人生。 他越讲我越觉得他这些年活在真空里，跟社会完全脱节了，可又一想，像他这么天真的人，大概就是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才能守住梦想吧？
趁大佬许去卫生间，我们决定用他补的工资买单，不巧被大佬许回来时“一脚踏破”。 他说，为防我们来这一手，早把单买好了。 我们不信，让一个同事去前台问，果然，大佬划卡买的单，签的是小梅名字，可见，大佬许娶小梅是确凿无疑了。 又不是丑事，他为什么要保密？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再就是，他都混得风生水起了，为什么要用老婆的银行卡？
那晚，大佬许扶着墙，坚决不让我们送他。 我们拦下一辆出租车，塞他进去的同时，把补给我们的工资也塞回他的口袋。
第二天，大佬许给我们打电话，说约我们就是为了把当年欠的工资补上，结果，早晨醒了发现工资还在口袋里，可见昨晚高兴，自己只顾得喝酒去了。 我猜他是喝断片了，就说他没忘，是我们不要。 他语气错愕，说你们不要，我就装回口袋了？ 我想说不是，但电话断了。 我正忙，就没回拨。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报社的朋友见面，说起大佬许死活不承认娶了小梅。 朋友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说，两个月前吧。 朋友说，那会儿小梅和大佬许已经离了。 我问为什么，朋友说，离婚以后小梅才跟同事们解释，结婚没请大家，是因为大佬许不想让人知道他娶了个农村户口的老婆，就没办婚礼，但他又怕不办婚礼会被人笑话，就让小梅打着办婚礼的幌子请假，其实就是去婚姻登记处登个记，然后回家闷着。
我理解大佬许的虚荣，就像都二〇〇〇年了，他还用一台硕大的模拟信号大哥大，走到哪儿都气势磅礴地往别人眼前一摆，一副逼上门的悍匪模样。 我想他一定是看多了香港警匪片，中毒太深，才会把早已落伍的大哥大当成壮气场的武器。
朋友说小梅很爱大佬许，杂志社倒闭后，大佬许去北京读博，小梅休年假的时候千里“奔袭”送惊喜，却发现大佬许在后海做调酒师！ 大佬许本人并不因此而惭愧，他直言相告，自己欠下一屁股债，不想被人瞧不起，所以才谎称读博，把自己藏进北京的茫茫人海，让小梅不必把青春祸祸在他身上，他也不打算结婚。 小梅爱大佬许爱到恨不能把心肝肺割下来煎炸烹炒给他吃，哪里肯分手？ 大佬许深受感动，在北京又混了一年半，假装博士毕业荣归故里，和她领证结婚。 过二人世界的时候，小梅没觉得大佬许在家搞创作有什么不好，后来有了孩子，日子柴米油盐地琐碎了起来。 小梅想给孩子好点的成长环境，要买房，压力就来了。 她希望大佬许找份工作，可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大佬许高不成低不就，更愤怒于出版社有眼无珠，不肯出版他的大作。 他想要效仿莫泊桑，天天跟小梅吵，说莫泊桑的《羊脂球》不就是先自费出版才火起来的吗？ 小梅不肯，大佬许就以离婚相威胁。 小梅实在是受够了，答应给他自费出书的钱，前提是把离婚手续办了。 大佬许说行！
我和朋友推算，大概是离婚一周后，大佬许得到一张小梅的银行卡，手头有钱，才有了请我们吃饭补工资这个念头。
大佬许让人唏嘘，有人提议请他喝酒散心，又觉得他都不肯承认娶了小梅，我们硬要安慰就会显得很讽刺，于是就算了。
次年冬天，我去文化市场裱画，北风押送着枯黄的落叶和废旧的塑料袋在街上走走停停。 一个卖伪古玩的摊子前，站着一个身穿土黄色英伦学院风风衣的人，正在和摊主侃大山。 那人一只手抄在侧面口袋里，紧紧夹着胳膊，像是防止风从腋下把体温夺走似的； 另一只手比比画画的。 他的手势很像大佬许，我想去打招呼，又怕认错人，就走到拐角拨他的手机号。
铃声响起，疑似大佬许的人果然掏出手机接电话，朗声说： “是你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
我呆住，说： “突然想起你热爱写作，现在还写吗？ ”
大佬许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说： “都猴年马月的事了，我现在做古玩生意。 ”
我默默看着他，说： “真好，遇到好宝贝记得给我们开开眼。 ”
他说： “没问题！ ”说着走到一边，背对摊主，说他现在常年在北京，混迹于潘家园一带，让我到北京记得打电话，他带我去牛街吃火锅。
我说： “好，如果回来，我们一起喝酒吹牛。 ”
他说： “那是！ ”
我挂断电话，一丝冰凉从脸上滚下来。
责任编辑｜耿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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