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历了疫情严寒后的中国电影产业而言，2023年春节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年度的票房收益，更是关乎年度电影发展走向，甚至是未来几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正是基于此，寒潮回暖后的春节档，所肩负的产业使命，可谓非同寻常。这其中，立足于宏大历史背景，在百转千回、悬疑反转中荡气回肠的《满江红》，以及以恢弘史诗般的故事格局、科学的艺术想象，构建起超经验视觉体验的《流浪地球2》，则尤为值得关注。之所以值得关注，并非是因为这两部影片，仅仅六天时间就收获了50多亿票房，而是在电影观念、题材类型与表达手段、审美与价值取向等层面，极具代表性地反映出了当下已然处于迭代升级进程中的中国电影及其发展现状，以及在叙事的意义表达层面，文化如何形塑了民族精神及其主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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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历史叙事所书写的，是一种可镜鉴当下的民族精神的话，那么，针对未来的科幻想象，在跨文化的认同层面，则是基于历史与民族精神之上，所建构起的一种能够支撑人类文明得以延续、传承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此，在针对历史与未来叙事的意义建构中，“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文化是如何认识自我的。”[1]某种意义而言，《满江红》与《流浪地球2》这两部影片，在意图表达层面，所折射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精神实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影片《满江红》以小人物的视角，针对历史进行演绎。小切口大命题的叙事策略，意图要表达和书写的，实际上是一种蕴含民族气节与价值信仰、极具民族性的精神气质。而《流浪地球2》在延续了前部作品，基于末世危机、人类不得不开启“流浪地球计划”的情境设定的同时，通过对使命、责任、担当与价值信仰的书写，试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进程中，实现对民族精神的某种超越。就两部影片的文本立意与策划观念本身而言，前者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断代浓缩。将历史的演绎，以断代描述的方式，浓缩在一个极具中国传统的幽闭宅院，通过虚构与悬疑叙事，在曲折翻转的曲径通幽处，去完成一种家国想象与民族精神气节的书写。而后者则是着眼于未来，在超现实的、超空间领域展开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将未来基于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置于现实与多维宇宙的碰撞和冲突之中，在现实与多维宇宙的交互中，寻找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可能性。

可以说，两部影片都是基于宏大命题的叙事。但是，在文化观念与关注机制层面，不同代际创作者之间的差异性，也显而易见。对于经历了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拥有丰富市场经验的张艺谋而言，《满江红》的春节档定位，在包括演员、类型与戏剧性元素等选择层面，在取舍之间，把握准确。沈腾、张译、雷佳音、易烊千玺与岳云鹏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市场的号召力。而基于戏谑、幽默、悬念，甚至是游戏化的类型杂糅的讲述方式，在商业企图层面，无疑是试图最大化地拓展春节档的观众群。

《满江红》的故事格局不大，前十五分钟，围绕金国使者被杀，所带密信不翼而飞这一戏剧性悬念，建构起人物关系与主要叙事线索。而秦桧责令一个时辰“结案”的倒计时情节设计，通过人物焦灼、迫切的行为动机，合乎情理地将观众带入到一种紧张的规定情境之中，从而在有效引发观众对情节的戏剧性期待的同时，张弛有度地强化出这一段落的戏剧性节奏。而在影片的最后二十分钟，高密度的信息组织、夸张的戏剧性冲突，以及基于戏剧翻转的戏码设计，在雷佳音饰演的真假秦桧，“激情”朗诵“满江红”之时，已然达到了高潮，这也是该片最具情感触动性之处。此时，在不断翻转的各种“岔路口”中，已然有所迷失的观众，似乎是如梦初醒，所谓刺杀、复仇、密信等等，不过是引而伸之。在这场犹如“剧本杀”的迷阵中，众壮士前赴后继、不畏生死，只为“从此世间有了‘满江红’”。

如此情节设计，恰恰说明了张艺谋深谙商业片的运作，对于前十五分钟与最后二十分钟，在叙事结构与情节节奏控制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两个时间段的节奏控制与戏剧性的冲突和翻转，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能够决定一部影片的商业价值。而且，就本片的视听造型而言，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张艺谋，在本片中杂糅了大量中国传统的视听造型元素。包括具有山西传统地域风格的幽闭宅院、河南梆子腔的音乐调性，甚至是参照戏曲的行当分类，对不同角色人物的类型定位等等，由此也构成了本片极具民族文化特征的表意形式与手段。影片的整体叙事，自始至终都被限定在一个犹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幽闭宅院之中。纵观张艺谋的其他作品，这种囿于深巷宅院中的家国意识，既蕴含一种父权制等级社会的观念形态，同时，也折射出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压抑感。这样一种意象，在张艺谋的其他影片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就影片的叙事表意本身而言，对深巷宅院狭窄空间的有效运用，一方面，可以从视觉感知到心理体验层面，潜移默化地构造出一种紧张压抑的情节氛围。另一方面，大量运用无人机的垂直俯拍，表现众人急匆匆穿梭在窄巷中的镜头，在极具节奏感与梆子腔音乐调性的击节助力下，更在影片的类型与元素杂糅及其运用层面，让包括“网生代”和“游生代”在内的更多观众群体，能够体验到一种游戏化的，基于“密室逃脱”般的情节趣味。在人物造型层面，影片则大量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行当分类：雷佳音饰演的真假秦桧，极具夸张的白色脸谱化处理，蕴含狡诈、多疑的人物个性；岳云鹏饰演的丑角副总管武义淳，既蠢笨又奸猾；易烊千玺饰演的亲兵营副统领孙均，则显然更接近矫健灵活的短打武生的造型形象。而两位主要角色，沈腾饰演的小兵张大与张译饰演的宰相府总管何立，则采用杂糅的方式，融合一些行当脚色的类型特征，型构起各自鲜活的角色个性与人物特点。某种意义而言，紧紧围绕人物塑造展开叙事，也是构成一部作品得以成功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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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满江红》基于现实与历史维度，对过往民族精神的追溯，《流浪地球2》则着眼于未来，在跨民族认同与超现实的艺术想象中，建构起恢弘史诗般的故事格局。作为前部作品前传的《流浪地球2》，在文本策略层面，依据行业的惯例做法与成功经验，意图在承继和延续前部作品口碑红利的基础上，针对当下观众的科学认知与审美取向，进行更具创造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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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科幻系列片，《流浪地球2》将科幻电影基于某种科学假设的前瞻性与探索性，作为文本叙事的基本构建逻辑。以《流浪地球》的主要情节与主要叙事元素为基础，引入“量子意识”与“多维宇宙”等科学假设及其相关概念，并在情节建构、人物与人物关系及其线索构建等层面，对文本容量及信息密度进行有效的拓展。从而将人类面对末世危机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类拯救行动，建构在现实世界与基于超空间的多维宇宙之间，既相互冲突又互为协同的关系中。这其中，冲突的矛盾构成，在人类文明现实延续的“流浪地球计划”，与基于多维宇宙的“数字生命”之间展开。而这一矛盾冲突所蕴含的一个反思性命题，即未来世界与未来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人类文明终极走向问题。这也恰恰是在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命运层面，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重要命题。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在凸显“流浪地球计划”与“数字生命”的矛盾冲突中，并未仅仅陷入现实与虚拟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而是基于多维宇宙的存在及其可能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对人类发出警告的一连串数字符码，以及由刘德华饰演的数字技术专家图恒宇这条人物线索，将现实世界与超空间世界的协同关系，进行了一种探索性的表达。也正是基于现实与虚拟之间这种协同关系的存在，在影片的结局部分，彼时的图恒宇，已经通过智能量子计算机MOSS将自己与女儿的意识，输出为数字生命，并进入到多维宇宙空间中，甚至与MOSS融合为“强大的混合智能‘社会机器’”。在与现实世界的人们，协同一致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流浪地球计划”的重要一步：重启全球网路。这也是本片在叙事建构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在戏剧冲突的高潮段落，李雪健饰演的联合政府的中方代表周喆直，在联合政府总部的一场精彩演讲，揭示出了本片基于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宏大主题：“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事实上，较之前部作品，作为前传的《流浪地球2》，已然不再将前部作品中基于农耕文明的土地情结作为意义建构的民族情感逻辑，而是在跨民族与跨文化的认同层面，上升到基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涉及未来人类文明终极走向的高度。尤其是在太空科技不断发展、量子力学与多维宇宙等科学假设，不断僭越经典物理学定律的今天，当人类文明不断向太空，向多维宇宙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如何构建超空间世界的秩序体系，如何在现实与多维宇宙中的协同关系中，延续人类的文明，恰恰是人类文化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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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满江红》与《流浪地球2》两部影片在春节档的市场竞争，更像是一场基于历史与未来、基于不同立场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涵，既涉及两代中国电影人在经验、认知与观念层面的异同，更涉及在意义建构与表达过程中，电影本身如何思考和定义，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是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形塑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一命题。某种意义而言，影片《满江红》在叙事的意图意义建构与精神指向层面，可以说即是这样一种定位。也即是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去反思历史，并在反思的过程中，试图去呈现、去揭示，或者是去还原，那种蕴藏在历史小人物身上的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即便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已然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民族气节，那种能够穿透历史时空的浩然正气与英雄气质，恰恰是创作者意图要表达的一种精神。而且，这种精神所蕴含着的，即是对民族精神本身的自我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满江红》文本立意所蕴含着的精神、气节，在情绪与情感的体验层面，对观众具有强劲的激励性。尤其是结局部分，那种极具仪式感的全军复诵，更是彰显出这种精神的强大感召力。但是，故事格局的局限性，也凸显出影片本身自相矛盾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那种宅院式的家国想象，以及更多基于商业策略考量的类型杂糅的形式手段，对于“满江红”如此宏大的命题主旨而言，的确存在褒衣危冠之感。事实上，在张艺谋的影片中，《满江红》难以跻身他的优秀作品之列，就艺术创作本身而言，这部作品距离张艺谋真正的艺术水准，还有更大空间，更大距离。可以说，较之本片的艺术性而言，商业策略的成功更具经验价值。

与之相对的，《流浪地球2》则定位于在超越民族性的跨文化认同中，去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对于包括郭帆等在内的当下新一代中国电影人而言，电影不仅仅只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文化商品，更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思想实验的场域。在这样一种场域中，电影的视听表达，不再只是对经验世界的再现，而是融合了经验视觉与超经验视觉的表达策略，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一种蕴含探索性与实验性的艺术创造。在此过程中，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理念，已然渗透于新一代中国电影人的创作与表达之中。也正是基于此，《流浪地球2》在科幻系列片层面的大胆尝试、大胆探索，也彰显出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科幻电影在中国起步较晚，且真正具有科学幻想意识的作品，却鲜而有之。究其根本，在观念认知层面，科学理性意识的匮乏，也是不争的事实。对此，罗艺军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古典美学突出的差别之一，在于中国艺术不像西方艺术那样重视对自然的客观认识，而更重视主观情愫的抒发及其社会功能。在艺术接受上亦复如此。”[2]正是基于此，“流浪地球”系列及其所蕴含的科学意识，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及其类型体系的完善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较之更有资历的老一代导演而言，年轻导演在创作层面的经验值与话语权的不足，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一部影片的容量是有限的，对于充满创作活力的年轻导演来说，想要表达的概念太多，必然导致在概念不断叠加的过程中，部分观众会产生接受的障碍。并且，越是急于表达更丰富的信息，反而越是会导致信息与意义的衰减。在具体的情节构架层面，一些与影片主旨，或是与主要线索叙事并不相干的戏剧性行动，在取舍之间，还需要有更强有力的把控。影片中刘培强与妻子那条情感线的处理，略显拖沓、冗余，尤其是回上海一场戏，不免有些画蛇添足之感。虽然对于影片最终较高的完成度而言，瑕不掩瑜，但是，对于创作经验的积累而言，成熟的过程，也即意味着取舍有度的过程。

某种意义而言，未来电影产业的文化竞争，并不会仅仅局限在经验的现实层面，更会在超经验的虚拟现实的维度中展开。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既需要聚焦于现实、历史的众多优秀作品，同时也更需要着眼于未来、具有科学意识与科学探索性的科幻作品。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反思、现实的观照，还是基于未来的科学探索，作为社会价值的载体与协调者，电影在文本意义的建构层面，始终肩负着基于民族精神的文化身份建构的社会使命。

[1] 【澳】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第4版）》，高红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3页。

[2] 罗艺军：《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初版序言，第7页。

责任编辑：胡子轩

新媒体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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